其实我国古代人不爱打官司是一种误解，关于诉讼这种事情也是分时期，分阶段的。例如大宋朝人民就普遍爱打官司，也不惧怕与人对簿公堂，一起跟白羽了解一下。

一、爱打官司的宋朝人

我国古代，隋唐之前基本上是以家族为中心，依靠家族内部就能把日常矛盾消解于无形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息讼”传统。宋朝社会较此前有了一个大的转折，历史学家称为“宋元革命”，宋朝以后，都市繁荣，市场经济发达，传统的家族结构逐渐瓦解，进入了以个体为中心的“近世”社会。

在宋代留下的文献中，兄弟分田兴讼外，大家族中各房之间争地争产也会到衙门，诉诸官员。父子互讼、兄弟相争、子告母、叔告侄，邻里为争产的小事，也要对簿公堂。一时间，“唯利是趋，所争之田不满一亩，互争之讼不止数年”。不光是平民百姓，就连讲究清静无为，普度众生的僧俗、僧道之间，也常因争夺土地、田产、山林等资产，相持不下，互不退让，最后至公堂。

士人胥吏与百姓争财，商舖小贩之间夺利，动辄就要告诸衙门，请地方官裁决。“轻利重义”的说教，“亲亲不讼”的美德，一下彷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宋朝自己也发现了本朝人好打官司的特点。曾做过地方官的袁采，在所著《袁氏世范》中，提到本朝人“至于兄弟析产，或因一根荄（音该，意为草根）之微，纷争失欢；比邻山地，偶有竹木在两界之间，则兴讼连年”，兄弟分田，常为田间的草根竹木斤斤计较，兴讼连年。

《梦溪笔谈》的作者沈括说，“江西之俗，固好健讼”。因为这里不仅出现专门教人打官司的《讼学》，还流传大量传授诉讼技巧的书籍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山东“登、莱、高密负海之北，楚商兼凑，民性愎戾而好讼斗”，而安徽、陕西、四川等地，也是“民性愎戾而好讼斗”。修《宋史》的元朝人不理解这样的变化，只好以“地气使然”、“民气如此”来解释。

其实，宋朝人好打官司的习气，用“时代风气使然”的解释并不彻底，其实还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，慢慢被商业性的市民社会所取代，这才是宋人好讼的决定性因素。更重要是，当时的宋代官员还是士大夫，官场整体风气要好于明清。

二、不爱打官司的明清

到了吏治腐败的明清，打官司就成了官员腐败的重要手段。对于明清的官老爷们来说，法律从来没有规定审理案件是否需要讼费用，既然有这么大的漏洞，就代表着打官司绝对不是免费的。一旦案件得到受理，原告与被告就要缴纳许多费用。在《情女幽魂》中，官老爷升堂时各种要钱，和那句经典的“免费退堂”也不是空穴来风。

由于明朝公务员400年都没涨过工资，下面的办事人员自然就要利用职务发财。于是在诉讼过程中，一些衙役就依仗权势向当事人索要“酒饭钱”、“车马费”、“解锁钱”等数目不等的费用，书吏师爷们就要索要“踏勘费”、“和息费”、“买批费”等费用，用来弥补自己薪水不足的问题。所以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老百姓除非万不得已一般都不到衙门打官司，以免遭到各种各样的盘剥。民间甚至一度出现了“饿死不做贼，冤死不告状”的谚语。

三、现代人的司法观念

“化干戈为玉帛”一直是儒家的至高理想，也受到历代朝廷的尊崇，从官方到民间，都力图实现这个美好理想。

在司法制度并不健全的古代，民刑不分，简单的民事纠纷也要遭受处罚。如果在公堂上情绪激动，说了过激的言语也会遭到刑罚，特别是败诉一方遭受鞭刑、杖刑都是十分常见的事情。吃够了苦头的底层劳动人民自然不会选择自找倒霉。随之而来，民间社会也一改往“好讼”、“健讼”的态度，渐渐变成了日息事宁人的“息讼”。

儒家传统文化中，原告、被告双方如果能够私下和解，固然最好。如果双方撕破脸皮对簿公堂，就会被街坊四邻看成是极不体面的事情。许多人碍于面子的因素，觉得打官司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，特别是自己坐在被告席，被起诉觉得是很丢面子。

到了近现代，法制不健全，许多基层法院案件多，办案人员少，案件积压严重。从当事人起诉到执行，已经很长时间过去过了。加上律师费，鉴定费，也是不小的开支。既耗时又耗钱，不到万不得已当然没有人打官司。

近几年，随着我国法制社会进程的加快，司法环境得到改善，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加强，各级各部门也加强了对行业内部的管理和规范，许多基层法院都是超负荷运转。因此，中国人不爱打官司的传统会慢慢消失。